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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刑法本科论文选题方向与写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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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刑法本科论文写作指南
写作思路
围绕2025年刑法本科论文的写作，可从以下方向展开思考：1. 刑法理论的前沿发展，如人工智能犯罪、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的立法趋势；2. 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预期内容与法理依据；3. 比较法视角下国内外刑法改革的差异与启示；4. 刑法实践中的热点案例分析与司法适用问题。通过多维度搭建框架，确保论文既有理论深度又具现实意义。
写作技巧
论文开头可采用设问法或案例引入，例如“2025年刑法将如何应对元宇宙中的虚拟财产盗窃？”以激发阅读兴趣。段落组织建议采用“问题-分析-结论”逻辑链，每个分论点辅以权威文献或判例支撑。修辞上可运用类比（如将新型犯罪与传统犯罪对比）增强说服力，结尾部分需总结观点并提出前瞻性建议。
核心观点或方向
建议聚焦三个方向：1. 刑法数字化变革中的罪责认定难题，如自动驾驶事故的刑事责任划分；2. 轻罪化立法趋势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平衡；3. 跨境网络犯罪管辖权的冲突与协作机制构建。每个方向需结合2025年的社会技术背景展开论证，避免泛泛讨论现有刑法条文。
注意事项
常见错误包括：过度依赖政策文件而缺乏法理分析、对2025年的时间节点关联性论证不足、比较法研究流于表面。解决方案：1. 建立“技术发展-法律滞后性-立法预测”的论证链条；2. 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近五年刑法修正趋势；3. 限定研究范围（如专攻经济刑法或环境刑法领域），避免选题过大导致论证松散。需特别注意学术规范，对2025年的预测性结论需标明文献依据或合理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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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刑法修订热点问题探析
摘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作为保障社会秩序的核心规范，其修订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立足于2025年这一关键时间节点，系统探讨此次刑法修订所涉及的热点议题。研究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型犯罪类型展开，分析现行刑法在数据安全、网络诈骗、虚拟财产侵害等领域的规制盲区，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路径。同时，针对现行刑事处罚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论文主张推动刑罚轻缓化与多元化改革，优化自由刑、财产刑与资格刑的配置比例，以增强处罚的精准性与实效性。研究还强调修订过程中应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体系化整合，避免法律冲突，提升刑法典的内在协调性。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剖析，本文旨在为2025年刑法修订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并对未来刑事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发展作出前瞻性展望。
关键词：刑法修订；热点问题；立法完善；刑事政策；法治建设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ening advan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riminal Law, as a core norm for safeguarding social order,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its revision. This paper, anchored at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the year 2025,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key issues involved in the current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new types of crimes emerging from the digital economy, analyzing the regulatory gaps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concerning data security, online fraud, and infringement of virtual property,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athways for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Furthermore, addressing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s within the existing system of criminal penalties, the paper advocates for promoting reforms towards leniency and diversification in sentencing. It argues for optimizing the proportional allocation of custodial sentences, property-related penalties, and disqualification penalties to enhance th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unishment. The study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mong legal norms during the revision process to avoid conflict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l coherence of the criminal code.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2025 Criminal Law revision and offer a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on the scientific and modern development of future criminal legislation.
Keyword：Criminal Law Revision; Hot Issues;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Criminal Policy;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目录
2.1 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演进与比较法考察 – 4 –
2.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与平台责任的刑法边界界定 – 5 –
3.2 企业合规从宽处罚制度与单位犯罪责任认定创新 – 7 –
第一章 2025年刑法修订的时代背景与研究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交汇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刑事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刑法作为保障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法律部门，其修订工作必须精准回应时代变迁带来的新挑战与新需求。二零二五年作为《刑法修正案（十二）》实施后的首个完整年度，此次修订承载着总结既往司法实践经验、系统规划未来刑事法治发展方向的重大使命。
从宏观层面审视，此次刑法修订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催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与法益形态，传统刑法的规制范围与规制手段面临结构性挑战。网络犯罪呈现出产业化、跨境化、技术化的复杂态势，尤其是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诈骗、数据窃取等行为，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东南亚地区网络诈骗活动的规模化与组织化，凸显了跨国犯罪合作与国内立法协同的紧迫性。刑法修订必须直面这些新兴风险，填补数据安全、虚拟财产保护等领域的规制空白，为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与此同时，刑事处罚体系自身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亦是本次修订的核心议题。经过多年实践，现行刑罚结构在应对不同类型犯罪时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刑罚轻缓化与多元化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优化自由刑、财产刑与资格刑的配置比例，增强处罚的精准性与实效性，是实现刑罚目的、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路径。修订工作还需高度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体系化整合，确保刑法典与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协调衔接，避免产生新的法律冲突，从而提升整体法律治理效能。
因此，系统探析二零二五年刑法修订的时代背景与研究意义，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此次修法的深层动因与核心目标，更能为构建更加完善、更具前瞻性的中国特色刑法学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立足于这一关键历史节点，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当前刑事立法面临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并对中国刑事法治的未来图景作出科学展望。
第二章 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完善
2.1 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演进与比较法考察
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数字时代刑法面临的核心挑战，其立法演进呈现出从附属保护到独立规制的明显趋势。早期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依附于传统罪名，如通过侵犯通信自由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条款进行间接规制，难以应对大规模、产业化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日益凸显，专门立法成为必然选择。《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标志着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进入新阶段，明确了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然而，立法仍存在入罪标准模糊、量刑梯度不尽合理等问题，特别是在“情节严重”的认定上缺乏明确指引，导致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从比较法视角观察，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构建了严格的责任体系与高额罚则，对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施加了广泛义务，其“设计保护与默认保护”原则对数据安全提出了前瞻性要求。美国则采取了分行业立法模式，如在医疗领域有《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在金融领域有《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刑法介入多与特定行业的监管要求相结合。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针对性较强，但也可能导致保护标准不统一。东南亚部分国家如菲律宾2012年即颁布《数据隐私法》，要求数据处理需获得用户明确同意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其立法实践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基础。我国刑法修订可借鉴欧盟在归责原则上的严格态度，同时参考美国在特定领域精细化规制的经验，结合本土实际，进一步明确数据安全类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在主观“明知”要素的证明、单位犯罪的责任认定等方面予以完善。
当前立法在面对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实施的新型数据犯罪时仍显滞后。例如，深度伪造技术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被用于敲诈勒索或损害商誉，自动化爬虫工具可能导致海量个人信息泄露，而现有罪名体系在行为定性、危害结果评估等方面存在困难。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存在“运动式立法”倾向，易受短期政策影响，可能导致对数据犯罪规制的系统性不足[1]。因此，二零二五年的刑法修订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前瞻、系统的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体系。这包括考虑增设“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罪”，将那些虽未非法获取或出售信息，但超出授权范围滥用个人信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纳入规制；优化刑罚结构，增强资格刑的适用，对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数据犯罪的主体施加从业禁止；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数据安全领域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其中，拓展公益保护范围[2]。
在国际合作层面，打击跨境数据犯罪需要各国刑事立法的协调。东南亚地区网络诈骗的规模化表明，犯罪团伙往往利用各国法律差异选择作案地点。我国积极参与的区域执法合作，如联合开展的“曙光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因法律制度不同导致的司法协作障碍。未来刑法修订应充分考虑国际条约义务与国内法的衔接，明确跨境电子证据取证规则、犯罪收益追缴的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等，为更有效地打击跨国数据犯罪提供国内法依据。总之，通过梳理立法演进、借鉴国际经验并回应实践难题，本次刑法修订有望在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犯罪领域实现规制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筑牢刑事法网。
2.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与平台责任的刑法边界界定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创作、传播环节引发的著作权侵权、名誉侵权乃至诈骗等新型法律风险日益凸显。此类内容往往具有高度的逼真性与可定制性，例如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虚假名人代言视频进行商业欺诈，或自动生成大量剽窃他人作品风格的文本、图像并借此牟利。这些行为对传统的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刑事责任认定规则构成了直接挑战。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侵权内容由算法自主生成而非直接由人类操控时，如何准确界定开发者的产品责任、使用者的行为责任以及网络平台的内容审核与监管责任，成为刑法修订必须回应的前沿课题。
现行刑法在规制此类行为时面临归责困境。一方面，对于使用者恶意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实施犯罪的情形，如故意输入指令生成诽谤性信息或实施网络诈骗，可以依据现行刑法中关于诽谤罪、诈骗罪等条款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实践中难以证明使用者对人工智能输出的具体内容存在明确的“明知”或“故意”，尤其是在算法具有较强“黑箱”特性时，主观意图的认定变得异常复杂。另一方面，当侵权行为源于算法模型本身的设计缺陷或训练数据的偏见时，追究开发者的刑事责任则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开发者通常主张其仅提供技术工具，对终端用户的具体应用场景和产生的特定内容无法预见与控制，这使得刑法中的不作为犯罪理论在此类场景下的适用面临解释上的困难。
网络平台的责任边界界定是另一个关键难点。平台方通常援引“技术中立”原则，主张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技术服务，对用户利用其平台生成和传播的侵权内容不承担事先审查义务。然而，当平台在算法推荐、流量分配等环节积极介入内容分发，甚至从侵权内容的传播中直接获益时，其“技术中立”的抗辩理由便显得薄弱。有观点认为，平台若对明显侵权或违法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采取放任态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则可能构成间接故意下的帮助犯。如何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刑事归责标准，是平衡技术发展与权益保护的重要环节。
针对上述挑战，刑法修订应致力于构建层次化的责任认定体系。首先，应明确使用者作为直接行为人的首要责任。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实施犯罪的行为，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在现有罪名框架内予以严厉打击，并在司法解释中细化“明知”要素的推定规则，例如通过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对生成内容的后续编辑与传播行为等间接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其次，对于开发者，可考虑引入“产品责任”理念，若其明知或应知算法存在特定侵权风险（如易于生成仿冒特定画家风格的作品）而未采取有效技术措施进行规避，并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可探索设立新的过失犯罪条款或扩充现有罪名的适用范围。最后，对于平台责任，应强化其事前审核与事中干预的义务。可参考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的安全评估制度，要求大型人工智能内容平台建立针对高风险生成内容的内控机制，并将严重不履行此类义务导致重大法益侵害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正如尹吉在探讨公益诉讼制度时所指出的，扩大起诉主体范围并优化责任配置，是应对新型社会风险的有效路径[2]。通过清晰界定各方责任的刑法边界，方能既鼓励技术创新，又为数字时代的创作秩序与公民权益提供坚实的刑事法网保障。
第三章 刑事处罚体系的结构性优化探索
3.1 死刑适用标准的进一步限缩与替代刑罚研究
随着刑事法治文明的进步与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化，死刑适用的审慎与限缩已成为全球刑法改革的重要趋势。在二零二五年刑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更为严格的界定，并系统探索与之衔接的替代刑罚措施，是优化刑事处罚体系、推动刑罚结构向轻缓化与精准化转型的关键环节。现行刑法虽然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逐步减少了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但在司法实践中，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仍存在标准不够统一、情节认定弹性较大等问题，特别是在共同犯罪、犯罪结果特别严重等复杂案件中，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解与把握存在差异，容易导致量刑失衡。
死刑适用标准的限缩，首先体现在对“必须立即执行”要件的严格解释上。应当进一步明确，只有当犯罪行为的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且没有任何从宽情节足以影响死刑立即执行的裁量时，方可适用。对于具有自首、立功、积极赔偿被害方损失并取得谅解等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的案件，即使犯罪后果严重，也应优先考虑适用死缓制度，从而为罪犯留下改造自新的余地。有学者指出，死刑的适用应坚持“最后手段性原则”，即在其他刑罚不足以惩罚犯罪、预防再犯和维护社会公正时，才作为最后的选择[3]。在具体标准设计上，可借鉴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经验，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制定司法解释，对常见死刑罪名中的“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等抽象概念进行类型化阐释，增强司法操作的可预期性。
在限缩死刑适用的同时，必须着力完善与之配套的替代刑罚体系，确保刑罚强度不因死刑的减少而出现结构性断层。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重要替代措施，其适用条件与法律后果需要进一步明晰。当前刑法中终身监禁主要适用于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未来可考虑将其适用范围适度扩展至部分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但必须严格限定条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执行与罪犯处遇机制，避免造成监狱人口老龄化与管理压力剧增。长期自由刑的科学化改造也是替代方案的核心。应当优化有期徒刑的数罪并罚规则，探索设立更具弹性的刑期上限，同时完善减刑、假释制度，使其真正发挥激励罪犯改造的功能，而非单纯延长监禁时间。
财产刑与资格刑的强化适用是弥补死刑限缩后刑罚威慑力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非暴力犯罪，应大幅提高罚金刑的数额标准，建立与犯罪收益或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挂钩的动态计算模式，并确保罚金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资格刑方面，除了现有的剥夺政治权利，应扩充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禁止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等职业禁止措施的适用广度与期限，尤其对利用特定身份或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通过剥夺其再犯能力来实现特殊预防。正如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所强调的，程序控制与实体处罚的协同是提升司法效能的基础[4]。
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融入亦不可或缺。推动刑事和解制度在严重犯罪案件中的谨慎适用，鼓励罪犯通过积极赔偿、劳务补偿等方式弥补对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损害，并将其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有助于修复社会关系，减轻死刑立即执行的社会压力。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刑罚阶梯，使死刑、终身监禁、长期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等刑罚方法形成功能互补、轻重有序的有机整体，是实现刑罚目的从报应向综合治理转变的必然要求。通过死刑适用标准的审慎限缩与替代刑罚体系的扎实构建，二零二五年的刑法修订有望在捍卫司法公正与尊重生命价值之间找到更佳的平衡点。
3.2 企业合规从宽处罚制度与单位犯罪责任认定创新
企业合规从宽处罚制度的构建与单位犯罪责任认定机制的创新，是本次刑法修订回应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优化刑事处罚体系的重要举措。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行为明确纳入刑法规制，如何在有效惩治企业犯罪的同时，避免过度刑事干预对企业正常经营造成冲击，成为立法与司法实践必须直面的平衡难题。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激励企业建立并有效实施内部合规体系，将事后惩罚转向事前预防与事中管控，从而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功能。这一制度的引入，标志着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责任追究从传统的“单纯制裁”向“合规引导+责任减免”的复合模式转型。
单位犯罪责任认定的传统路径面临现实挑战。长期以来，刑法对单位犯罪多采取“双罚制”，即同时追究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然而，此种模式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过错个人化”与“责任连带化”的困境：一方面，单位作为组织体，其意志形成与行为实施具有集体性与隐蔽性，难以完全归结为个别自然人的故意或过失；另一方面，若对单位施以过重的财产刑或资格刑，可能波及无辜员工与市场主体，产生“水波效应”。正如刘心仪在分析商业贿赂规制时所指出的，行政规制与刑事规制在行为归责的基本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刑事归责更侧重于个人责任，而单位犯罪的复杂性要求突破单一归责逻辑[5]。因此，责任认定创新需引入“组织责任”理论，将单位内部治理结构、合规文化、风险内控机制等因素作为判断单位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的重要依据。
企业合规从宽处罚制度的具体设计，需明确其适用条件、程序衔接与法律效果。在实体层面，合规从宽并非无条件豁免，其适用应以单位主动披露犯罪事实、积极配合调查、有效弥补损失为前提，尤其强调合规体系的有效性。有效的合规计划应具备针对性、全面性与执行力，能够识别、评估并控制单位运营中的特定刑事风险。对于已经建立合规体系但仍发生犯罪的情形，需审查合规计划是否“形同虚设”或存在执行漏洞，若单位能证明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则可作为从宽量刑情节。在程序层面，应推动“合规不起诉”或“暂缓起诉”机制的试点经验制度化，明确检察机关在合规监管评估中的主导地位，设定合规考察期，并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确保合规整改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
单位犯罪责任认定的创新还体现在刑罚种类的多元化配置上。除了罚金刑的优化，应扩大资格刑在单位犯罪中的适用。对于严重犯罪，可依法判处禁止参与政府采购、限制行业准入、吊销特许经营资质等，直接剥夺其再犯能力。同时，探索将合规整改令作为非刑罚处罚措施，要求犯罪单位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合规体系重建并接受定期审查，将合规义务的履行情况与最终量刑结果动态关联。这种“刑罚与矫正相结合”的模式，有助于实现从单纯报应向积极治理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合规从宽制度需警惕可能产生的“合规特权”现象，避免其成为大型企业逃避刑事责任的工具。因此，制度设计应体现公平性原则，对中小微企业设定差异化的合规标准与评估要求，并提供必要的合规指导与支持。此外，单位犯罪中的个人责任追究不能因单位合规而从宽而弱化，对主观恶性大、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直接责任人员，仍应依法严惩，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合规激励与责任认定规则，二零二五年的刑法修订有望在保护法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之间取得更为精细的平衡。
第四章 刑法修订的体系化整合与未来展望
刑法修订不仅是条文的增删修改，更是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重新梳理与价值秩序的协调建构。在回应新型犯罪与优化处罚体系的同时，必须注重刑法典内部各规范之间的衔接一致，以及刑法与行政法、经济法、网络安全法等前置法之间的呼应与互补。当前刑法规范存在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现象，部分新增条款源于应对突发社会问题的应急性立法，未能充分融入刑法典的整体结构，容易导致司法适用中的解释冲突与评价矛盾。实现体系化整合，需要从总则与分则的协调、罪状表述的精确化以及刑罚配置的均衡性等多维度展开，确保刑法作为保障法的作用清晰、边界明确。
刑法修订应强化与前置法的衔接机制，避免法律评价的重叠或真空。例如，在数据安全领域，刑法关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需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违法行为类型与行政处罚阶梯形成清晰界分。刑事门槛的设置应体现谦抑性原则，仅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发动刑罚，而将一般违法行为的规制交由行政法律完成。这种衔接不仅要求实体法上构成要件的呼应，更需在程序法上建立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等配套机制，形成惩治违法犯罪的层次化法律体系。同时，刑法内部个罪之间的协调亦至关重要，例如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诈骗罪在定罪标准、数额认定、共同犯罪形态等方面需保持逻辑自洽，防止因规制领域不同而产生同行为异罪异罚的不公正现象。
展望未来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刑法典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是必然趋势。科学化要求立法过程更加注重实证研究，通过对司法大数据、犯罪态势变化、刑罚执行效果的深入分析，增强立法的针对性与预见性。现代化则体现为刑法应对风险社会与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随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刑法需前瞻性地思考自动驾驶致损的归责、基因编辑滥用风险的控制、深度伪造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规制等全新课题。这并非意味着盲目扩张犯罪圈，而是要在坚守罪刑法定、责任主义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探索新型行为可罚性的理论基础与规制路径。
刑法功能的转型亦值得关注。未来的刑法不应仅是事后惩处的工具，更应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发挥积极的预防与引导功能。企业合规制度的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深化、刑事和解范围的适度拓宽，都指示着刑法从报应性司法向修复性司法的渐进式演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刑法的修订还需充分考虑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需求，在犯罪界定、管辖权规则、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与国际公约及通行标准相协调，提升中国刑法在国际法治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最终，通过体系化的整合与前瞻性的布局，刑法修订将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石千祺.浅论九个刑法修正案[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8):39-41.
[2] 尹吉.全面优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研究[J].《法治社会》,2021,(3):63-72.
[3] 袁彬.关注《刑法修正案(八)》争议问题[J].《法制资讯》,2011,(3):65-73.
[4] 陈瑞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宏观思考[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5,(3):1-21.
[5] 刘心仪.行刑衔接视角下的商业贿赂规制[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5,(3):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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