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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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演变写作指南
写作思路
可以从历史维度梳理货币政策工具与目标的变迁，分析不同经济周期下的政策调整逻辑；或从理论层面对比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学派对央行政策的影响；亦可聚焦当代央行面临的数字化、全球化等新挑战，探讨政策框架的创新方向。需注意结合实证数据与典型案例，避免纯理论堆砌。
写作技巧
开篇可采用”政策转折点事件法”，如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的推出为引子；段落组织建议按”时期-政策特征-经济效果”三层结构展开；运用比喻修辞将抽象工具（如利率走廊）具象化。结尾可设计开放式提问，如”负利率政策的可持续性”引发读者思考。
核心观点或方向
方向一：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路径；方向二：通胀目标制与金融稳定目标的协同冲突；方向三：数字货币对传统政策传导机制的颠覆性影响。每个方向需明确核心论点，如”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将重塑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范式”。
注意事项
易错点包括混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界、忽视政策时滞效应、简单线性归因经济结果。解决方案：建立”政策工具-传导渠道-宏观变量”的完整分析链条，使用VAR模型等实证方法验证因果关系，对比不同国家央行的政策差异以增强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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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实践
摘要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调控工具，其发展历程深刻反映了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货币政策从金本位制到信用货币体系的转型过程，揭示了政策框架随经济结构变迁而动态调整的内在规律。在历史维度上，中央银行政策目标经历了从单一价格稳定到多元平衡的演进，操作工具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市场化间接调控。当代实践中，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发展出前瞻性指引、量化宽松等非传统政策工具以应对金融危机后的复杂局面。研究发现，数字化浪潮与气候变化等新变量正重塑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面临流动性过剩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新平衡。面对全球低利率环境持续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双重挑战，未来货币政策需要构建更具弹性的宏观审慎框架，同时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本研究为理解货币政策演变逻辑提供了系统性分析框架，对完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历史演变；当代实践
Abstract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ed by central banks serves as a core regulatory instrument in modern economic systems, with its evolution profoundly reflecting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macro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practi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ransition of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s from the gold standard to fiat currency regimes, elucidating the inherent patterns of policy adjustments in response to struct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Historically, central bank policy objectives have evolved from singular price stability to multidimensional equilibrium, while operational tools have shifted from direct controls to market-based indirect mechanisms. In contemporary practice, major economies predominantly adopt inflation targeting regimes, supplemented by unconventional tools such as forward guidance and quantitative easing to address post-financial-crisis complexit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emerging factors like digital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re reshaping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troducing new challenges in balancing liquidity surplu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rough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management. Amid persistent low-interest-rate environments and escalating geopolitical risks, future monetary policies must develop more resilient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s while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to safeguard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monetary policy,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fining China-specific monetary policy systems.
Keyword：Central Bank; Monetary Policy; Historical Evolution; Contemporary Practice
目录
第一章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背景与研究目的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作为现代经济治理的核心工具，其理论演进与实践创新始终与宏观经济环境变迁紧密交织。从历史维度看，央行职能经历了从货币发行机构到宏观经济稳定器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过程既反映了经济金融体系的复杂化趋势，也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深化。在信用货币体系取代金本位制后，货币政策逐渐摆脱贵金属储备的物理约束，转而通过调节信用创造机制影响实体经济，这种转变使得央行的政策空间显著扩大，同时也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研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演变逻辑具有多重理论价值。首先，通过梳理不同历史阶段政策框架的适应性调整，能够揭示货币政策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动态匹配关系。例如，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促使主要经济体放弃固定汇率制，转向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调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催生了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工具的创新应用。其次，分析货币政策工具的迭代过程，有助于理解金融创新与政策传导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前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支付体系和货币形态，这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构成新挑战。
从实践层面看，本研究旨在为完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提供系统性参考。截至2025年，全球主要央行正面临低利率环境常态化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双重考验，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抑制通胀与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微妙平衡。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货币政策转型具有特殊研究价值——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信贷规模控制到市场化改革后的利率走廊机制，再到近年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这些实践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转型样本。研究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演进路径，不仅有助于优化本土政策工具箱，也能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贡献东方智慧。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货币政策演变的系统性分析框架，重点考察三个维度：政策目标从单一到多元的扩展逻辑、操作工具从直接干预到间接调控的转型路径，以及决策机制从封闭操作到透明沟通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历史比较和跨国分析，试图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条件，为应对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等新挑战提供理论支撑。这项研究对于理解中央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完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章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
2.1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践可追溯至17世纪欧洲金融体系的萌芽阶段，其最初形态源于商业银行与政府财政需求的结合。早期央行的核心职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调控，而是通过集中货币发行权来缓解政府融资困境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作为早期央行的典型代表，其设立初衷是为英法战争筹集资金，通过发行银行券替代金属货币，逐步确立了信用货币的雏形[1]。这种货币创造机制在解决政府短期流动性需求的同时，也无意中奠定了现代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框架——即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影响经济活动的运行。
金本位制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初）构成了货币政策发展的第一个系统性阶段。这一时期央行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维持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黄金储备管理和贴现率调整。正如孙雪芬在研究中所指出的，“1914年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式确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其最初设计即是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银行挤兑危机，通过建立最后贷款人机制增强金融体系韧性[1]。这种制度创新标志着央行职能从被动应对危机向主动预防系统性风险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货币政策尚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政策操作更多体现为对国际黄金流动的被动响应，而非主动的经济周期调控工具。
20世纪初期至二战结束是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关键过渡期。随着金本位制的逐步瓦解，央行开始尝试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新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美联储在1929年大萧条期间的实践表明，单纯依赖黄金储备的货币政策框架已无法应对现代经济波动，这促使央行探索更灵活的信用调控手段。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战时货币政策实践则提供了新兴政权构建货币体系的独特案例，其通过建立独立货币发行体系和信贷管理制度，有效支撑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2]。这些早期探索虽然存在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已经展现出货币政策作为经济治理工具的潜在价值。
早期货币政策发展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其一，政策目标具有明显的单一性，主要聚焦于货币价值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尚未涉及就业、增长等现代宏观经济目标；其二，政策工具以直接控制为主，如英格兰银行通过窗口指导调节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化调控机制；其三，决策过程缺乏理论指导，更多依赖实践经验的积累而非系统的经济分析。这种特征的形成与当时有限的经济理论认知密切相关——在凯恩斯革命之前，主流经济学尚未建立货币因素与实体经济产出的明确联系。
从制度演进角度看，早期央行普遍面临独立性缺失的体制约束。中央银行作为政府财政代理人的角色定位，导致货币政策经常屈从于短期财政需求，这种制度缺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正是这些历史局限性为后续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如当代研究所指出的，央行信誉对塑造市场预期具有决定性作用[3]，这一认识正是源于对早期政策实践缺陷的深刻反思。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要发挥现代经济稳定器功能，必须建立在制度独立性和政策透明度的双重基础之上。
2.2 20世纪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变革
20世纪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革历程深刻反映了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的互动演进。随着金本位制的彻底崩溃和信用货币体系的全面确立，货币政策逐渐摆脱贵金属储备的物理约束，转向以信用调控为核心的现代框架。这一转型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上半叶，央行主要致力于应对战争融资和战后重建带来的货币紊乱；中期则聚焦于建立反周期调控机制以应对经济波动；世纪末则面临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挑战。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成为货币政策转型的关键转折点。传统金本位制下被动紧缩的政策取向被证明会加剧经济衰退，这促使央行重新审视货币供应与经济产出的关系。正如ZHANG Aizhu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标志着“货币政策从机械遵循黄金流动规则向主动经济调控的范式转变”[3]。美联储在危机初期坚持金本位规则导致的货币紧缩，与后期罗斯福新政期间的货币扩张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政策效果的巨大差异为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虽然在形式上恢复了固定汇率制度，但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层架构，实际上为各国货币政策保留了更大的国内调控空间。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催生了货币政策理论的第二次重大革新。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替代关系在石油危机冲击下失效，这促使央行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长期中性特征。马文涛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各国央行开始“从顺周期调整转向建立更具规则性的政策框架”[4]，以抑制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美联储在沃尔克任内采取的激进紧缩政策，通过重塑央行反通胀信誉，为后续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逐步放弃利率管制，转向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市场化手段影响短期利率，这标志着货币政策工具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的根本转变。
20世纪后期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化。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创新加速，传统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促使央行将政策锚定从数量型指标转向价格型指标。肖争艳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央行政策规则已“明显扩展至资产价格等更广泛的金融稳定维度”[5]。这种转变在中国表现为1998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转向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控的制度改革，反映了全球货币政策实践的共同趋势。与此同时，央行沟通策略发生显著变化，政策透明度提升成为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工具，这与早期央行神秘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从操作工具演变看，20世纪货币政策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系统性创新。刘生福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研究揭示，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在20世纪末发生了“从再贷款主导向外汇占款主导的重要转变”[6]，这种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面临的新约束。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主要新兴经济体央行普遍建立了外汇干预与利率调控相协调的双支柱框架。工具创新不仅体现在常规操作上，还表现为危机应对机制的完善——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中及时提供流动性的做法，确立了央行作为金融市场最终贷款人的现代角色定位。
20世纪货币政策变革留下三个关键遗产：其一，确立了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共识，但各国对政策目标优先序的差异化安排体现了制度适应性；其二，发展出以短期利率为核心、多种工具配合的操作体系，增强了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其三，形成了规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哲学，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制度弹性。这些变革共同构成了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基础，也为21世纪央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新挑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的每次重大革新都是对经济金融环境深刻变化的响应，这种动态调整机制正是其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第三章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当代实践
3.1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调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框架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各国央行突破传统政策边界，发展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全新工具箱。这场危机暴露了以短期利率为核心的传统调控机制在金融体系剧烈震荡时的局限性，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内在联系。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采取了三方面突破性举措：一是通过量化宽松（QE）直接干预长期利率和风险溢价；二是引入前瞻性指引强化预期管理；三是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货币政策决策框架。这些创新标志着货币政策从单纯关注物价稳定向兼顾金融稳定的多维目标体系转型。
量化宽松作为最突出的非常规工具，其本质是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改变私人部门的资产组合结构。正如刘生福所指出的，随着国际收支顺差收窄，创新型再贷款工具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6]。美联储在2008-2014年间实施的三轮QE累计购买资产规模创历史纪录，通过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利差，有效缓解了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这种操作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仅调节短期利率的局限，将政策影响直接传导至收益率曲线远端。欧洲央行随后推出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进一步细化了结构性宽松策略，通过设定贷款条件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定部门。这些实践表明，在利率零下限约束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可以成为补充性政策工具。
前瞻性指引的机制创新重塑了央行与市场的沟通范式。传统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当期操作影响市场，而危机后央行开始系统性地管理未来政策路径预期。美联储2011年引入基于日历的指引（“维持极低利率至少至2013年中”），后升级为基于经济条件的定性指引，这种透明化操作显著增强了政策可预测性。鹿亚新的研究表明，定性信息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中对政策环境判断具有独特价值[7]。日本银行2016年实施的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则将前瞻性指引推向新高度，通过承诺无限量购债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锚定在零附近，这种“时间不一致性”的承诺在特定阶段成功打破了通缩预期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强化了金融稳定目标。危机表明，物价稳定并不必然保证金融稳定，这促使央行开发逆周期资本缓冲、贷款价值比（LTV）限制等工具。中国在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将信贷增长与资本充足率要求挂钩，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创新。肖争艳关于住房价格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揭示，资产价格波动已成为政策制定不可忽视的维度[5]。这种“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建立，标志着货币政策从单目标单工具向多目标多工具体系的范式转变。
2025年的现实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非常规政策的退出节奏与经济增长的脆弱复苏。ZHANG Aizhu对通缩期利率政策犹豫的研究指出，决策者在通胀下行周期调整政策面临特殊困境[3]。当前全球央行普遍面临资产负债表规模正常化与维持金融稳定的两难选择——过快缩表可能引发市场动荡，而过慢退出又可能助长资产泡沫。数字货币的兴起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凸显，正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新一轮适应性变革。这些发展表明，后危机时代的政策调整并非临时应对措施，而是代表着中央银行职能和工具的持久性演进。
3.2 数字货币兴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与传导机制。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央行数字货币（CBDC）研发，其中近半数进入试点或实施阶段。这一趋势不仅改变了传统货币形态，更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传导路径以及金融稳定框架提出了系统性挑战。数字货币的兴起本质上反映了数字技术对金融基础设施的深度改造，其影响已超越支付效率提升的范畴，正在重构货币创造与政策调控的底层逻辑。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看，数字货币通过改变银行体系流动性分布影响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传统模式下，央行通过调节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影响短期利率，进而传导至存贷款利率。而数字货币的普及可能加速“狭义银行”现象，即存款大规模转为央行数字货币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负债流失。刘生福关于资产负债表结构的研究表明，负债端结构变化会显著影响货币乘数效应[6]。这种结构性转变可能弱化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的有效性，迫使央行更多依赖利率走廊等价格型调控手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的可编程特性为政策工具创新提供了新可能——例如通过设置分级利率引导资金流向特定领域，或实施负利率时规避现金窖藏效应。
在金融稳定维度，数字货币的“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最安全的流动性资产，能够增强危机时期的支付系统韧性；另一方面，其“数字挤兑”风险可能放大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肖争艳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发现，金融创新会改变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稳定关系[5]。当市场出现波动时，投资者可能瞬间将银行存款转换为数字货币，这种“一键转换”机制可能加剧银行体系流动性压力。2024年欧洲部分银行出现的存款流失现象已初步验证了这一风险，促使各国央行重新评估数字货币在宏观审慎框架中的定位。为此，主要经济体正探索设置数字货币持有上限、分级计息等缓释工具，以平衡效率与稳定目标。
跨境支付场景的数字货币应用对货币政策独立性构成新挑战。与传统资本流动相比，数字货币的跨境转移具有更低成本和更高时效性，这可能放大“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约束强度。刘程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研究指出，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影响非常规政策的实施效果[8]。特别是对于新兴经济体，数字货币可能成为短期资本流动的新渠道，加剧汇率波动和货币政策传导的复杂性。中国在数字人民币设计中采用的“双层运营”和“可控匿名”原则，正是为了在开放环境下维护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度创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面临数字货币标准竞争与监管协调的双重博弈，这对央行政策协调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技术驱动的货币形态变革还重新定义了央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边界。在数字货币生态中，央行可能通过智能合约直接参与信贷分配，这种“货币政策微观化”趋势既可能提升政策精准度，也可能扭曲市场风险定价机制。2025年美联储开展的“可编程数字美元”实验显示，定向货币政策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也面临公平性与市场扭曲的伦理争议。这种变革要求央行在技术能力建设与市场中性原则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因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损害长期政策信誉。
面对这些挑战，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行三方面适应性调整：首先，重构流动性管理工具以应对银行体系负债结构变化，发展基于数字货币的新型常备借贷便利；其次，将数字货币纳入宏观审慎监测指标，建立与金融科技风险特征相匹配的监管规则；最后，加强跨境数字货币监管合作，通过多边协议降低货币政策外溢效应。这些调整不仅关乎单个经济体的政策有效性，更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数字货币时代央行的核心使命，是在技术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构建动态平衡的政策框架，这一探索过程将持续重塑21世纪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章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势与结论
当前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正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数字化变革与气候转型的双重压力推动着政策范式的深度重构。随着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处于历史高位，政策正常化路径的选择不仅关乎通胀控制成效，更与金融体系长期稳定性密切相关。2025年全球通胀虽从疫情后高点回落，但能源价格波动与供应链重构带来的成本推动型压力仍存，使得货币政策需要在抑制通胀与支持经济软着陆之间寻求精细平衡。
技术革新对货币政策的改造已从工具层面延伸至制度设计。央行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货币乘数机制，传统准备金制度的作用逐步弱化，促使利率走廊体系成为价格型调控的核心载体。智能合约技术的应用使得定向货币政策成为可能，如通过可编程数字法币实施特定行业流动性支持，但这种微观干预也引发了关于市场中性原则的伦理争议。与此同时，分布式账本技术显著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透明度，通过实时监测资金流向优化了政策滞后期的管理效能。这些技术驱动变革要求央行重构其操作框架，在保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增强对创新风险的抵御能力。
气候变化因素已从边缘议题转变为货币政策制定的核心变量。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导致资产重新定价，绿色溢价与棕色折价现象日益明显，这要求央行在资产负债表管理中纳入气候风险评估。欧洲央行2024年启动的“绿色量化宽松”计划，通过调整企业债购买标准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领域，开创了货币政策支持气候转型的先例。然而，这种结构性操作也面临政策目标冲突的挑战——当通胀控制与绿色转型目标不一致时，央行的双重使命可能导致市场信号混乱。未来政策框架需要明确气候相关风险的分类标准与量化方法，建立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机制。
全球化退潮下的政策协调困境凸显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美元武器化趋势明显，2025年新兴市场央行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加速，黄金与非传统货币资产占比持续提升。这种去美元化趋势虽然降低了单一货币依赖风险，但也使得全球流动性环境更加碎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的跨境应用正在改写国际资本流动规则，短期投机资本可能借助稳定币渠道规避监管，放大新兴市场的汇率波动。面对这种新形势，国际清算银行（BIS）主导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尝试构建新型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但其在隐私保护与监管合规方面的平衡仍有待实践检验。
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将呈现三个关键特征：首先是工具创新从危机应对型向常态治理型转变，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工具可能被纳入常规工具箱，但需建立明确的使用阈值与退出规则；其次是决策逻辑从单一时点判断转向动态情景规划，通过机器学习分析高频数据构建政策预调微调机制；最后是职能边界从经济稳定扩展至系统韧性维护，央行需要与财政、监管机构形成更紧密的政策协同。这些变革的本质是货币政策从“数量-价格”二维调控向“价格-风险-预期”三维管理的范式升级。
本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演变的内在规律：其发展始终遵循“环境挑战-理论创新-工具突破-制度完善”的适应性循环。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政策框架既需要保持核心目标的稳定性，又需具备应对非线形冲击的灵活性。对于中国而言，构建现代货币政策体系需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保持总量政策稳健中性的同时，通过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关键领域集聚。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数字货币环境下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异规律，以及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定价模型，这些探索将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 孙雪芬.美联储货币政策历史演变及其启示[J].《当代社科视野》,2013,(10):21-25.
[2] 刘力维.论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J].《党史博采（下）》,2018,(6):4-6.
[3] ZHANG Aizhu.The Rationale Behind Policymaker Hesitancy:Insight Into Correlation Between Dis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J].《Management Studies》,2024,(5):335-338.
[4] 马文涛.货币政策调控、公众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6):3-13.
[5] 肖争艳.住房价格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J].《统计研究》,2011,(11):40-49.
[6] 刘生福.中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结构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J].《统计研究》,2019,(9):32-42.
[7] 鹿亚新.定性视角下:对货币政策环境的量化表达与运用实践——基于国外银行家问卷调查运用的实践经验[J].《金融发展评论》,2015,(11):47-63.
[8] 刘程.欧元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述评[J].《南开经济研究》,2017,(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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