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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教义学视域下犯罪构成理论解构

摘要

刑法教义学作为规范刑法理论的核心范式，其方法论特质为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化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进路。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要件要素定位模糊、评价层次交叠等问题，亟待通过教义学方法实现理论解构与体系再造。研究立足于规范分析方法论，通过类型化思维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要素剥离与功能重释，构建起”行为类型—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递进式评价体系。该体系突破传统四要件平面结构的逻辑困境，在保持刑法规范稳定性的前提下，通过教义学解释技术实现构成要件要素的动态调适。理论重构不仅有效解决正当化事由体系定位、过失犯归责标准等实务难题，更通过构建”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双向检验机制，强化刑事裁判的论证说理功能。研究揭示教义学方法对刑法理论发展的建构性价值，为刑事立法科学化与司法裁判规范化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其方法论启示对完善中国特色刑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刑法教义学；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要素；违法性判断；体系化重构

Abstract

As the core paradigm of normative criminal law theory, criminal law dogmatics provides a novel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for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crime constitution theory. Traditional crime constitution frameworks reveal practical deficiencies in judicial application, including ambiguous element positioning and overlapping evaluative hierarchies, necessitating theoretical deconstruction and systemic restructuring through dogmatic methodology. Employing normative analytical methods,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constitutive elements through typological reasoning, establishing a three-tiered evaluative system of “act typology – wrongfulness – culpability”. This architecture transcends the logical limitations of conventional four-element planar structures while maintaining normative stability through dynamic adjustment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via dogmatic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The theoretical reformulation not only resolv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systemic positioning of justificatory defenses and negligence liability standards, but also enhances judicial reasoning through a dual verification mechanism of “formal incrimination and substantive exoneration”.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constructive value of dogmatic methodology in advancing criminal law theory,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legislative scientization and judicial standardization. Its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offer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perfect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Criminal Law Dogmatics;Criminal Constitution Theory;Elements Of Constituent Requirements;Illegality Judgment;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目录

摘要 1

Abstract 1

第一章 刑法教义学与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背景及目的 4

第二章 刑法教义学与犯罪构成理论的理论框架 4

2.1 刑法教义学的基本范畴与功能定位 4

2.2 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流变与范式转型 5

第三章 犯罪构成理论的教义学解构路径 6

3.1 构成要件要素的教义学解构方法 6

3.2 违法性与有责性判断的体系化重构 6

第四章 犯罪构成理论解构的实践价值与理论启示 7

参考文献 8

第一章 刑法教义学与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背景及目的

随着刑事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深化，我国刑法理论面临传统知识体系与司法实践需求的结构性张力。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事司法裁判的核心分析工具，其四要件体系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移植自苏联刑法理论后，虽在司法实务中形成路径依赖，但始终伴随要件功能混同与评价位阶缺失的体系性争议。这种理论困境在新型犯罪激增与刑事政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愈发凸显，亟待通过方法论革新实现理论突破。

刑法教义学的引入为犯罪构成理论转型提供了关键契机。作为规范刑法学的核心方法论，刑法教义学强调在法秩序统一性框架内，通过体系化解释技术实现法律规范与现实案件的良性互动。其价值不仅在于消解四要件平面结构中客观归责与主观归责的纠缠，更在于构建符合司法认知规律的阶层式判断模型。德日三阶层理论的本土化尝试虽已积累智识资源，但单纯比较法移植难以回应中国刑事司法的特殊语境，这要求研究必须立足本土规范文本，在教义学方法指引下完成理论解构与再造。

本研究旨在通过教义学方法论重塑犯罪构成理论的规范品格与实践效能。在理论层面，着力破解四要件体系中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错位难题，确立”行为类型—违法性—有责性”的递进式检验逻辑；在实践维度，致力于构建兼顾犯罪认定标准化与个案正义化的动态解释框架。研究特别关注正当防卫等出罪事由的体系定位、过失犯归责的教义学标准等实务痛点，试图通过教义学解释技术弥合理论预设与司法现实的距离。这种双向建构既是对刑事裁判说理机制的理论补强，更是推动中国特色刑法学知识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步骤。

第二章 刑法教义学与犯罪构成理论的理论框架

2.1 刑法教义学的基本范畴与功能定位

刑法教义学以法律规范为逻辑起点，通过解释学方法构建法秩序的规范内涵与价值体系。其基本范畴涵盖规范文本、司法判例与法学理论三重维度，核心任务在于消除法律文本的语义模糊性，实现规范目的与个案事实的精准对接。区别于传统注释法学对法条的机械释义，刑法教义学强调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内，运用体系化思维整合规范解释、价值判断与刑事政策，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构造。

在方法论层面，刑法教义学呈现出双重特质：一方面，其通过规范分析方法确立法条解释的客观边界，避免司法判断陷入主观恣意；另一方面，借助类型化思维将抽象构成要件转化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在保持规范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法律适用的动态调适。这种兼具约束性与创造性的解释技术，使教义学既能坚守法律文本的确定性要求，又能通过目的论解释回应社会发展对刑法规范的新需求。

功能定位上，刑法教义学在犯罪论体系中承担三重使命：其一，作为规范解释的精密工具，通过要素解构与逻辑推演澄清构成要件的规范内涵；其二，作为理论体系化的建构框架，通过阶层式检验模型的构建实现定罪判断的层次化与精细化；其三，作为司法实践的批判指引，通过教义学标准检视司法裁判的论证逻辑，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可预期性。这种功能复合性使其既超越传统四要件理论的平面化思维，又能有效衔接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的需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刑法教义学通过”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双向检验机制，在犯罪认定过程中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在规范解释层面，严格遵循构成要件的文义边界确保入罪判断的明确性；在价值判断层面，通过违法性、有责性审查构建实质出罪通道。这种功能分层的教义学设计，不仅解决了传统理论中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位阶冲突，更为刑事裁判说理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2.2 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流变与范式转型

犯罪构成理论的演进轨迹深刻映射着刑事法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其概念雏形可追溯至13世纪意大利教会法的纠问程序，彼时”犯罪确证”（corpus delicti）作为诉讼法上的证明规则，仅具事实认定的程序功能。直至19世纪费尔巴哈将构成要件升格为实体法概念，犯罪构成理论方完成从诉讼技术向实体规范的范式转换。这一转型标志着刑法评价重心从结果归责转向行为定型，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化奠定理论基础。

20世纪初贝林格构建的古典犯罪论体系，确立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判断模式，实现犯罪评价从事实层面向规范层面的飞跃。该体系通过构成要件的客观记述性特征，严格限定司法恣意，体现形式法治国的价值诉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苏联四要件理论，其将主客观要素平面整合的构造虽便于司法操作，却因缺乏规范评价的层次性，导致正当化事由的体系定位长期陷于理论困局。这种知识谱系的分野，实质折射出大陆法系教义学传统与社会主义法系政策导向的方法论差异。

当代犯罪构成理论的范式转型，集中体现为教义学方法对体系构造的再造功能。随着实质违法论与规范责任论的发展，三阶层体系逐步突破形式化桎梏，在构成要件中注入规范要素，形成”不法—责任”的二元递进结构。这种转变使犯罪论体系既保持阶层判断的严谨性，又能通过实质解释实现个案正义。相较之下，四要件理论虽经本土化改造，仍难以克服要件间逻辑位阶混乱的固有缺陷，特别是在处理客观归责与主观罪过关系时，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悖论。

刑法教义学的介入为理论转型提供关键方法论支撑。通过类型化思维对构成要件进行要素解构，教义学解释技术有效区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层次：行为类型的定型化处理确保构成要件的保障功能，违法性审查实现法益衡量的实质判断，有责性阶层则完成非难可能性的规范确证。这种递进式检验模型不仅契合司法认知规律，更通过动态解释机制弥合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动性之间的张力。理论范式的教义学化转型，标志着犯罪构成体系从静态要件罗列转向动态价值判断的质的飞跃。

第三章 犯罪构成理论的教义学解构路径

3.1 构成要件要素的教义学解构方法

构成要件要素的教义学解构始于对传统四要件体系的结构性反思。平面化要件组合虽具操作便利性，却因要素功能定位失序导致规范评价的层次混淆。教义学方法通过类型化思维将构成要件解构为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双重维度：前者指向行为客观样态的事实描述，后者承载法益侵害的规范价值判断。这种解构技术有效剥离了要件要素中混杂的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为构建递进式犯罪论体系奠定基础。

在要素解构过程中，规范分析方法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语义解释明确构成要件核心要素的规范边界，借助体系解释厘清要素间的逻辑关联，运用目的解释补强规范保护法益的实质内涵。例如，对”危害行为”的教义学解构，需区分行为的事实样态（作为/不作为）与规范属性（法益侵害危险性），前者属于行为类型判断，后者则需通过违法性审查实现实质出罪。这种分层解构技术使构成要件既保持形式明确性，又具备实质解释空间。

要素功能重释是教义学解构的核心环节。传统理论中犯罪客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被转化为法益侵害的规范判断，主观要件中的罪过要素则被重新定位为有责性阶层的非难可能性评价。通过将四要件平面结构中的要素进行功能重组，教义学构建起”行为类型—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检验模型：行为类型化处理确保构成要件的罪刑法定功能，违法性审查实现法益衡量的实质判断，有责性阶层完成责任非难的规范确证。

动态调适机制是教义学解构的方法论创新。针对新型犯罪形态，通过构成要件的等置解释实现规范涵摄：在保持构成要件核心语义稳定的前提下，运用类比推理将实质相同的危害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这种解释技术既避免频繁修法带来的规范震荡，又通过教义学论证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例如，对网络犯罪中”公共场所”要件的解释，通过法益同质性的实质判断实现规范目的的动态调适。

教义学解构方法最终形成要素定位清晰、逻辑层次分明的犯罪评价体系。通过将四要件要素解构重组为三阶层判断模型，既克服传统理论中正当化事由体系错位的结构缺陷，又为过失犯归责提供”客观义务违反—主观预见可能性”的双层检验标准。这种解构路径在保持刑法规范稳定性的同时，通过教义学解释技术实现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生命力，为刑事司法提供兼具明确性与适应性的判断框架。

3.2 违法性与有责性判断的体系化重构

违法性判断的教义学重构聚焦于法益衡量的实质化转向。传统四要件体系将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导致其规范属性与体系定位长期存在理论争议。教义学解构通过构建”行为类型—违法性”的递进检验模型，将违法性审查确立为独立评价阶层，实现从形式违法到实质违法的范式转换。在此框架下，违法性判断不再局限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反向排除，而是通过法益冲突的实质衡量完成规范评价：首先依据社会相当性标准判断行为是否偏离社会共同体容许范围，继而运用利益权衡原理检验法益侵害的必要性与均衡性。这种双层审查机制既保持违法性判断的客观标准，又为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认定提供教义学通道。

有责性阶层的体系化再造以规范责任论为理论根基，突破传统心理责任论的认知局限。教义学重构将有责性判断解构为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三重维度，形成非难可能性的规范评价体系。其中，责任能力判断从生物学标准转向规范沟通能力审查，强调行为人辨识控制能力与法规范期待之间的关联性；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认定采用”规范可及性”标准，通过考察法规范公示程度与个体认知条件进行综合判断；期待可能性则引入类型化判断方法，依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境评估合规行为的可期待程度。这种重构有效解决传统理论中责任要素与主观要件混同导致的归责偏差，为过失犯与违法性认识错误案件提供精细化的判断标准。

体系化重构通过双重检验机制实现刑事归责的精密化。在违法性层面，构建”行为不法—结果不法”的二元审查结构，前者关注行为规范违反的定型化判断，后者侧重法益侵害结果的实质评价，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不法判断体系。有责性层面则形成”心理事实—规范评价”的分层检验模型，在确认故意、过失等心理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规范非难可能性的审查实现责任归属的实质正当性。这种分层递进的判断逻辑，不仅克服四要件体系中客观归责与主观归责的循环论证困境，更通过动态解释技术实现刑事政策与个案正义的有机融合。例如，在正当防卫限度的认定中，通过违法性阶层的法益权衡审查准确区分防卫行为与事后报复的规范边界；在刑事责任年龄边缘案件的处断中，借助有责性阶层的规范沟通能力评估实现个别化司法裁量。

教义学重构的实践价值在裁判说理机制中得以充分彰显。违法性判断的实质化促使司法论证从单纯的要件比对转向法益衡量的说理展示，有责性审查的规范化则要求裁判文书必须完整呈现非难可能性的证成过程。这种转变不仅增强刑事裁判的可接受性，更通过论证结构的透明化实现对司法裁量权的有效制约。重构后的判断体系成功解决传统理论中正当化事由定位模糊、过失犯归责标准不统一等实务难题，为新型犯罪的责任认定提供具有适应性的教义学框架。

第四章 犯罪构成理论解构的实践价值与理论启示

犯罪构成理论的教义学解构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规范指引效能。通过构建”行为类型—违法性—有责性”的递进式检验模型，该理论重构有效破解了传统四要件体系下要件评价位阶混乱的实务困境。在正当防卫案件审理中，违法性阶层的独立审查机制使防卫行为得以摆脱”形式符合犯罪构成”的误判风险，通过法益权衡的实质判断实现正当化事由的体系化处理。对于过失犯归责难题，有责性阶层的规范非难可能性审查将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预见可能性进行分层检验，显著提升责任认定的精确度。这种教义学改造使刑事裁判说理从要件罗列转向价值论证，通过动态解释技术增强判决结论的可接受性。

理论解构的方法论创新为刑法知识体系发展注入新动能。教义学解释技术通过类型化思维与规范分析方法的结合，在保持刑法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构成要件的动态调适。针对网络犯罪等新型行为样态，通过法益同质性判断对”公共场所”等规范概念进行等置解释，既避免频繁修法的制度成本，又确保法律适用的时代适应性。这种解释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刑法理论从静态要件分析转向动态价值判断的范式转型，为刑事立法的科学化提供智识支撑。特别在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的互动层面，教义学解构构建起规范目的与个案正义的沟通桥梁，使宽严相济政策通过违法性审查中的法益衡量实现规范化运作。

理论重构的深层启示在于推动中国特色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通过批判性吸收三阶层理论的逻辑严谨性，同时保留四要件体系的本土实践智慧，教义学解构成功实现比较法经验与本土规范语境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犯罪论体系的阶层化改造，更反映在司法论证模式的重塑——裁判文书说理从单纯的要件比对转向规范保护目的的实质阐释。在方法论层面，教义学解构示范了体系性思维在法学研究中的核心价值，其通过要素功能重释与逻辑位阶重构，为其他部门法教义学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这种理论自觉对于摆脱苏俄刑法学范式依赖、构建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中国刑法学具有关键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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